编者按:面对非典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社会在经历了短暂的恐慌和震荡之后，一切很快从无序走向了有序。灾难中的中国正在走向成熟，但“非典”过后，这些成果和经验，如何从体制上给与延续，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和精神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这是关系到“后非典时代”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为此，本网特刊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的河北省CI策划咨询中心副主任,河北师范大学梁勇教授寄来的《"后非典时代”的思考》一文，与大家一起探讨。

　　“后非典时代”的思考　　　　　　　　　　　　　
　　“非典”灾害必将被战胜，抗击“非典” 的战斗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通过抗击“非典”，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法律、法规建设、重大突发事件属地化管理机制，公共信息采集和披露机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公民行为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非典”过后，这些成果和经验，如何从体制上给与延续，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和精神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这是关系到“后非典时代”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思考之一：公共信息信誉与维护公民知情权的高度统一，是提高政府信誉的要件之一。

　　我们应总结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总结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挥公共权力积极作用以及公共权力职责约束机制等政治文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总结抗击“非典”与我国改善人权的经验。应组织多学科专家，编写《SARS与中国人权》白皮书和《中国抗击“非典”实录》的蓝皮书，展示我国这一领域的巨大成就。

　　其中，抗击“非典”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通过法律的完善，解决了公共信息真实性与维护公民知情权的高度统一，将公共信息的如实搜集、呈报，作为公共权力部门履行职责的一个标准，并规定了对瞒报、谎报、迟报信息行为的处罚机制，为公共信息真实性提供了法律保障，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权，提高了我国政府公共信息的信誉，这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但在“后非典时代”，如何将这种政治文明的成果推广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统计的各个领域，如何从体制上将公共信息真是与尊重公民知情权、维护政府信誉、公务员考核统一起来，何如通过制度完善，克服长期存在某些公共信息失真的积弊，为更广泛的公共信息的透明和准确提供法律保障，这是后非典时代一项重要的工作。

　　我认为，应组织专家，借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信息管理机制，研究完善我国《统计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配套条例，增加对谎报、瞒报统计信息行为的处罚条款。

　　◆思考之二：引入ISO认证，完善听证机制，提高政府的效率信誉。

　　为抗击“非典”， 国务院紧急出台的相关《条例》，解决了非常时期公职人员职责约束机制，完善了整治市场经济秩序的执法机制，提高了部分公共权力部门的效率。但“非典”过后，行政领域的时效标准、效率规范，如何持续，如何保证各级公共权利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履行职责，树立政府行政的时间信誉和效率信誉？这是政治文明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提高行政信誉的重要方面。

　　我长期呼吁建立行政时效信誉的规范、完善政府决策听证和专家论证机制。在《政府引入ISO国际认证与政治文明建设》的论文（今年《河北学刊》2期）中，我主张通过ISO国际标准认证，解决行政行为缺乏时效和效率观念的积弊。

　　ISO是国际标准组织的缩写，ISO 标准包括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和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等系列。我国是ISO 的成员国。我国承诺在推广ISO认证的国际标准。我认为， 政府引入ISO认证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政府机构通过认证，可以建立一套规范行政行为的标准，提高政府的时间和效率信誉；同时为推广ISO标准做出表率，推动我国各产业领域ISO认证的进程，加快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步伐。

　　其次，引入ISO认证，为行政监察、司法审查机制，提供规范行政行为的标准，将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推向标准化、量化的时代。

　　其三，引入第三方、非政府组织（认证咨询公司和认证机构）的监督，完善了我国行政行为的约束机制，推进政治文明的一大跨越。

　　其四，促进公共权力的公开、公正、公平，将政府公共服务标准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为我国“入世”承诺的司法审查提供规范的标准。

　　其五，通过认证，对公务员工作绩效进行量化考核，促进公务员队伍的动态管理，优化行政领域人力资源配置，有助于从制度上克服“任人唯亲”的弊端，其意义远远超出认证本身。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在国内许多地区已经有了引入ISO的成功实践，在河北，石家庄市国税局桥西分局、高新区管委会、唐山市环保局已经或正在推广ISO9001认证。事实证明，引入认证，能根治推诿扯皮、不讲时效、缺少监督的行政顽疾。

　　还有，我在《政府应善于听证》（新华社《河北内参》2003年2期）文章中，提出了完善政府听证机制和专家论证机制的建议。通过完善听证机制和专家论证咨议制度，能大大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促进政府决策与公民知情权的统一。如前些年省会决定向出租车收费导致的“罢工事件”，都认为是政府决策错误而导致的。其实向出租车收取一定的公共资源使用费用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没有利用听证机制，说明政府决策的道理，通过利益各方的协商、听证取得科学决策。这个教训不能讳疾忌医，要科学地评论一番。对于“后非典时代”，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具有积极意义。

　　最近吴敬琏老先生也提出了“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的八点建议”，对完善“后非典时代”政治体制具有积极意义。

　　◆思考之三：从非典时期的“非常现象”，呼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非典”流行，引发了我们对企业和国民行为的深刻检点，农业时代传下来的一系列陋习、恶习，影响了国人的形象，而且引发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因此，媒体对制止各种不文明陋习，开展了凌厉的攻势，政府也采取措施，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行为给与处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民公共卫生意识。还有，一些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利用非典，哄抬物价，炮制假冒伪劣商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政府及时出台应急政策，给与制止和处罚。这都是很好的经验。但“后非典时代”，如何根治企业和公民的不良行为，提高行为约束水准，很值得思考。

　　我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信用体系滞后，导致企业和公民对自己行为不承担信用责任，致使不良行为屡禁不止。因此，呼吁加快社会信用机制建设，完善信用约束机制，正逢其时。

　　通过抗击“非典”，空前提高了人们的社会责任，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社会基础。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公共权力的约束作用。我们应利用这个机遇，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完善，将公民和企业的不良行为纳入信用记录，不仅要处罚、说教，还要纳入信用管理，记录在案。通过制度约束，促进企业和公民自律意识的提高，实现制度约束与公民自律的结合，为“后非典时代”优化市场经济环境，提高企业和公民的行为文明水准奠定基础。

　　理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思考，是法律、体制完善的基础。我们应该通过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机制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思考之四:环境之忧思

　　经历了“非典”之后,进一步引发人们对“健康与生命”的反思。爱护环境，关爱生命，关注健康，应成为小康社会的生活理念。
　　通过“非典”，强化了公民的公共卫生意识，使卫生环境改善了，可我们面临的许多环境问题，并没有随SARS逝去。
　　水环境问题依然严峻。因为“非典”，国人卫生习惯大大优化，但水的使用量随之大增，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更显沉重。在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中，扩大中水回用的范畴，饮用水与洗涤水的分离，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责任，也是房地产的一个新卖点。尽管“南水北调”可能缓解华北水资源紧缺之危机，但如果等到一种资源成为一种奢侈消费品之后再去珍惜，那太可悲了。
　　抗击 “非典”，在提高全民消毒意识的同时，也引发了室内消毒剂的污染！过氧乙酸、氯化物等消毒剂在室内过量使用，对人体是有害的，这是专家的忠告。
　　年初，建设部刚启动的对装饰装修环境安全管理，几乎被SARS给搅了。但随着人居条件的改善，国人的住房在扩大，装修越来越豪华，污染也在蔓延。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家里，家庭室内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生活、生命质量和健康。而“非典”引发的私家车猛增，加快了汽车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有车族，泡在车里的时间也多了。可装饰材料中的甲醛、二甲苯等污染物，不仅导致呼吸道疾病、头晕、肠胃功能紊乱，而且是诱发血癌、肌肉萎缩等绝症的杀手。媒体报道某箱包厂女工因这类化学物质中毒而肢体残废；某车主因车内污染生病将汽车装修商告上法庭。这都是沉痛的教训。
近年，欧美一些检测、清除有机苯污染的环保企业，大举对华推广相关制剂和技术。而中国这样一个有机苯污染严重的国家，却很少有专门机构研制和推广相关产品。岂不悲哉！还有我国那么多保洁公司，大都还处于人工清扫卫生的水平，缺少专业环保型清洁服务。国内的媒体、监管部门，该有一种责任感，加强鼓吹宣传；政府要解决立法与执法脱节的问题，加强对有化学污染生物执法监管和惩戒力度。消费者也要提高绿色装修意识，既要豪华，也要活命，更要健康，要斩断“隐形杀手”。
背景资料：
今年联合国确定的“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水，20亿人生命之所系。可见水资源对于今天的世界何等重要。对于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美国、欧盟国家清除装饰装修材料中有机苯类化学物质的清洁剂大量进入中国，甚至到处散发有关产品的广告，声称还给中国人室内健康，要维护我们的生命。而国人态度自漠然，实在令人忧虑。
最近，鉴于最近科学家确认果子狸身上的冠状病毒与危害人体的SARS病毒，属于同一种类型，证明，“非典”就是因捕杀、食用野生动物导致的人类疫病。因此，国家启动“春雷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杀、收购、制作野生动物的行为。最近，不断有专家建议，要求全国人大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将食用野生动物列入惩罚之列。